陶行知认为伪君子比“真小人”更可怕。真小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小人，人人可以提防，但是，伪君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而处心积虑，设阱伏机，则桀纣也”[29]。桀纣是真小人，汤武可以起来革命。而“服尧之服，诵尧之言”的伪君子却无人非议，无人敢非议。这样一来，人人都愿意作伪君子，则整个国家、社会形成了“ 伪国风、伪世俗”。这就是中国贫、弱、外患、内乱的道德根源。
陶行知的批判“虚伪”国民性的主要理论资源来自“王学”，主要的情感体验是来自基督教教会生活，主要的现实生活基础是民初儒学反动给他的刺激。陶行知少年时代就受儒学熏陶，但是真正进入儒学门户应该是1911 年至1912 年，对于王阳明的道德主体论哲学产生信仰，尤其信服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路径，甚至起用笔名“知行”来勉励自己。王学虽然很复杂，但是简而言之，它肯定“良知”是人的本性，如何见到本性虽有不同路径，王学主流门派认为知行合一是基本路径，这和后期王学末流“直指本性”的空虚之学是有很大区别的。也就是说陶行知信奉的王学认为人是道德的主体，但是这个道德主体的显现需要一个艰苦的“知行合一”的过程。陶行知一生的道德认识与实践基本如此，一方面认为人皆有“良知”，人是主体，所以人应该自信乐观，当然，后来陶行知已经不单纯把人仅仅看成道德主体而是看成改造社会的主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陶行知是唯物主义者；另一方面，人的良知本性需要担当，陶行知指出：“夫人皆可以为圣贤，则人安不可勉为圣贤乎？ ”[30]也就是说人的“圣贤性（良知、主体性） ”需要在“行”中显现，这个“行”的过程不是顿悟的一蹴而就的过程，相反是艰苦的长期磨炼。陶行知一生经历无数困厄，也正是这样一个行动中呈现“良知”本性的过程。当然大学毕业以后的陶行知对“行”的理解和大学时代早已有所不同，他的社会改造论说明陶行知后来的“行”已经不是德行的“行”，而是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可是，这并不能否认他大学时代的思想所具备的底色意义。